新论|朱启臻:农民的重要性
原题：“农民为啥离开土地”连载之47
--农民的重要性
在我们对20个村庄调查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可以访谈到的大多是老年人，表2是从事种养殖业的访谈对象年龄分布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和老龄化程度。
在我们调查的20个村庄中，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农业劳动者的老龄化则更为突出，平均年龄是57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4岁还在农田里干活。在从事农业的队伍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63.05%。
这些老人如何看待未来的农业呢？在四川仁寿县我们遇到了66岁的胡国琨，他因在外打工摔断了腿，只能回家种田了。“当老人种不动地了，谁来种地呢？”这是我们调研活动中最为关心，也是问得最多的话题。尽管很少有年轻人表示愿意从事农业，可老人们却大多认为将来儿子们一定会回家种地的。以下的对话代表了大多数老农民的愿望。
“他们将来会回村里种地吗？”
“大儿子今年已经40多了，虽然是在外面干活，可干的也是体力活，再过几年，等他年纪大了、外边没人要了，像我一样，就会回来种地的。我要把地留给我儿子种。
“我给每个儿子都盖了一幢房子。1995年的时候，我花了3万块钱积蓄，在那边（胡国琨手指着村里的另一个方位）给小儿子盖了一幢房子。
“这边的房子是2005年的时候给大儿子翻修的。当时，我手里只有2万块钱，就和大儿子商量给他盖房子的事情，想让他出点钱。他当时一听就不同意盖房子，说没必要盖、以后也不一定回来住；还说儿媳妇那边的母亲也要他养着，手头特别紧。我就和他急了。”
“你儿子为什么不愿意让你在农村盖房呢？”
“他认为用不着，想在城里买房。最后逼着他拿了2万块钱出来，才算是把这房子给盖起来了。
“其实盖这个房子还不是为他好嘛。我们老人心疼他、替他担心，担心他老了以后回家了，没地方住啊。他经常说也许以后就不回来了，但是他们不回来又能去哪里呢？”
“如果你儿子将来在外边有房子，你的房子给谁呢？”
“在城里混了这么久都买不起房子，早晚要回来的。”
“你的孙子将来会在家种地吗？”
“连24节气也背不出来。能分清什么种子就不错了，会种啥子地？”
整个访谈过程中，胡国琨反复和我们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只要自己能走路，只要还有力气，他就不会让地荒了，也不流转给别人。他坚信儿子会回来，这一份执着和期待，使得66岁的他，仍然坚守着土地不离不弃。但是，他的儿孙们还会回来种地吗？那些走出去的人又怎么想呢？我们对在京打工的60多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只要在北京能生存就不会回去了。”也有人表示，“将来干不动了，不回老家还能去哪儿？”下面的案例，是大多数外出者的心态。
周玉刚1967年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DT村的地方，那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千沟万壑的地貌，支离破碎的土地，使得这里成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1993年，是周玉刚迎来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年。这一年，26岁的周玉刚和妻子两人一起，在村里乡亲们羡慕的眼光中，辞别了父母，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临时工，这一干就是17年，维修过桌椅，修过电器，看过大门，也打扫过卫生。
“现在国家重视农业，给农民补贴，为什么不愿回农村过安逸生活呢？”
“农业的风险很大，过去种玉米，一遇上大旱，玉米就绝收，连饭都吃不饱。现在退耕还林，25度以上的坡地都种上了生态林，前8年政府每亩地给补助80元钱，200斤面，后8年也还给钱，只是会少些。靠补贴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没钱花。
“25度以下的坡地号召栽种经济林，我们村种的杏和苹果，但收入没保障，一是管理成本高，化肥、农药什么的都涨价，苹果卖不上好价，弄不好就赔钱。
“灾害也多，冻害、干旱、虫害都会使苹果绝收，现在我们村的许多苹果树患腐烂病，没有办法治，树都死了。
“还是在城里打工收入稳定，不受气候影响，旱涝保收。
“回老家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赚钱，回去干什么呢？
“我们老家在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种了苹果树。我家里的四亩多地现在都给我二哥种着，因缺人和管理不过来，苹果树都没有长起来，现在回老家的话，没有一点经济来源。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使周玉刚感到没有退路的还有自己的女儿。
周玉刚的女儿今年9岁，9年来周玉刚只带她回过三次老家。周玉刚清楚地记得，上次回老家，孩子在陕北吃不惯也住不惯，没呆上一天就吵着要回北京。而自己也不太适应黄土高原的生活。
“回家坐在窑洞里的炕上吃饭我都坐不住，没一会儿腿就麻了。
“孩子出生在北京，接受的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普通话说得很好，家乡话一句也不会。”
“城里上学的费用很高，有让女儿回农村读书的想法吗？”
“总不能让孩子再回到村里念书吧，北京的教育质量跟我们那里相比是天壤之别。我去年还给孩子报了个奥数班，1000多块钱15次课，村里哪有这个啊。
“村里只有一所快要维持不下去的小学，想要上初中和高中，村里的孩子只能走十里地的路到镇上的学校念。我家孩子遭不了这个罪啊！况且那边教育质量这么差，再困难也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回农村老家呢？”
“除非不让我的女儿在北京上中学，如果必须回老家上中学，我们就回老家照顾孩子，孩子没家长照顾是不行的；等孩子考上大学，我们还会回到城里打工。
“回老家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干不动了，没有收入了，就回老家养老，农村养老费用低。”
因为是他把100多村里人或附近的亲戚带来北京打工，所以周玉刚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农村去，尽管每个人的工作不同，收入也有差别，但都认为“回到农村是丢人的事”。
“出来了，就不再回去！”
这是周玉刚及其家人最坚定的决心，也是来北京打拼的千千万万打工者最强烈的情感共鸣。
计划经济时代，是靠强制的办法让大多数人为少数人生产粮食。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年轻人不愿在农村从事农业，或者真的要等他们老了，在外打工没人要了，再回农村种地。难道把农业变成老年人的专利吗？显然是不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农民的地位，思考农业与农民的关系。
中央党校三农中心的徐祥临曾在其《三农问题论剑》一书中，谈到农业的性质以及农业与农民的关系，其中一些对农业性质的判断我是赞同的，他认为，人们把吃饭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是十分浅陋的认识。农业首先是生存问题，经济可以不增长，生存必须时时有保障，生存问题要高于经济问题，所以，必须把农业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尽管徐祥临没有明确论述农业问题是社会问题，作为经济学者已经看到了把农业作为经济问题的局限性，对我们社会学工作者思考农业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农业的地位决定了农民的重要性。农业的公益性和公共产品特征，决定了农民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性在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对农民的剥夺，所以出现了越是重视农业，农民越穷的现象，因为重视农业是靠伤害农民来实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济贡献份额中尽管农业的小部门化趋势不断加强，农业的风险性也在不断加大，因此，农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新的形势下，不能再靠剥夺农民的利益实现农业的安全，而是要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一国的粮食安全。这就要求重视农业的同时，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突出地位。农业安全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农业自身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有高素质的和足够数量的农民经营农业。因此，农民的稳定就成为保障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的最基本条件。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当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产生），这时要留住或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就需要给予他们有保障的、甚至比在城市就业更高的收入。我常用国防类比农业，在国家安全这一点上，农民同战士处于同一性质。许多人不理解这样的判断，当我们了解农业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后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其次，现代农业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农业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而是开放的农业。因此现代农业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农民的责任要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责任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自由选择的能力紧密相连的。人类每一次实践活动的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的选择范围和选择能力的扩大,因而人的社会责任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现代农业条件下,农民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尖锐。这是因现代农业的发展,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人的发展和人的能动的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所控制不了的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不能不变得空前的尖锐,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有如此巨大的社会任务。
第一，现代农业条件下要求现代农民对未来承担责任。传统农业环境下，由于四季轮作的劳动方式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没有未来的观念。在极为有限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时间视野是极为有限的。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历史也是无止境的重复。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要求人们重视经验，遵守古制，向过去负责。在工业化冲击下形成的“石油”农业，以农业机械和化学农业为特征，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经营，其价值准则是争取现世的成功和眼前的利益，既无需顾及过去，也无需顾及未来。而在现代农业条件下，未来问题就变得异常突出。这是因为现代物质条件装备的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纯自然过程，可以使人按照人的意愿来发展。未来不再是一个与现在行为无关的外在行为，而是成为人们主动创造和选择的对象。不负责任的农业行为必然会给未来带来灾难。这就要求现代农民必须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道德和健康情操的全面发展的“创造着的人”。如果不能培养和造就出这种新型农民来,我们的现代农业就难以形成，甚至给未来带来灾难。因为农业生产过程的高度现代化,要求人们具有更高责任和道德上的可靠性。
第二，现代农业要求农民对自然界负责。随着现代农业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其中隐藏的消极后果也逐渐暴露出来，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能力。支持着人类生存的农地、牧场、森林和渔业四大系统，正面临着过度开发，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这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我们曾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现代农民既不是大自然的奴仆，也不是大自然的敌人，当然也不会是大自然的主人，而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朋友。科学家们反复告诫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过去农业发展中一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的地球，而且还预支了属于他们的一份资源。因此，发展可持续农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就成为现代农民的重要责任。
第三，现代农业要求现代农民对全人类的发展承担责任。开放的市场经济日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中国农民的行为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因草原的破坏引起的沙尘暴，因粮食减产导致世界粮价的上涨以致引起世界的恐慌，农药、添加剂的滥用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其影响都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而成为世界范围的共同问题。当今的农民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更不能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两脚动物。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为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同样也应该看到,人和技术的关系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只有当农民真正处于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支配地位的时候，现代农业的发展才能成为推动人的发展的有效力量。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朱启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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